股度股權 作者：陳超明 郭萌萌
來源：股度股權（ID：laws51）
引言：一封判決書背后的資本黑洞
2026年5月8日，甘肅省隴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26）甘12民終375號終審判決，駁回浙商銀行天水分行的全部訴訟請求，認定剛泰控股子公司以4000萬元價格轉讓兩家公司的股權行為合法有效。這一判決看似是剛泰控股的一次階段性勝利——成功阻斷債權人通過撤銷權追回資產的道路。然而，這場司法小勝背后，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數字黑洞：該公司曾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間，為實際控制人、關聯方及其他相關方違規提供擔保共計21筆，累計金額高達56.34億元。這些違規擔保均未經董事會、股東大會決策程序，亦未履行任何信息披露義務。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即便是退市之后，截至2026年5月，該公司仍未披露2022至2025年全部年度報告及2023至2025年半年度報告，累計6份定期報告逾期。2026年開年9個工作日內，已有至少6家上市公司收到監管罰單或立案通知。2025年全年，超80家公司因信披違規被立案，近80家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15家觸及重大違法強制退市紅線。違規擔保——這一看似簡單的法律行為——何以成為無數上市公司走向深淵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本文將以剛泰控股的淪陷為入口，從違約責任的橫截面解剖、控制權失衡的縱深處透視、中小股東與債權人的雙重自救路徑、破產重整的再生之門，以及律師視角的法律架構設計五大維度，系統解構上市公司債務困局的法律全貌，并為企業、股東和債權人提供一整套可落地的風險防控與權益救濟方案。
一、違規擔保的法律解碼：上市公司“負債”的合規紅線
（一）實體法視角：違規擔保的效力認定與民事責任
違規擔保的法律效力問題，是整個糾紛的“元問題”。根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及《證券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上市公司應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披露可能對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依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第三十條第二款第十七項的規定，對外擔保達到一定金額即應及時披露。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違規擔保合同并非當然無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條的規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外，該代表行為有效，訂立的合同對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發生效力。
上述條款的分水嶺在于擔保債權人的“善意”與否。在剛泰控股的案件中，甘肅證監局已于2019年認定該等擔保未經董事會、股東大會決議，屬無效違規擔保。這一行政認定的法律意義在于：它為后續的民事追償訴訟提供了關鍵的效力判斷基礎——即擔保相對人在簽訂擔保合同時未盡到基本的審查義務，不構成善意相對人。
（二）程序法視角：信息披露義務的“雙重剛性約束”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義務，并非僅指向事后補救，而是覆蓋擔保行為的全過程。根據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8號——上市公司資金往來、對外擔保的監管要求》以及各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對外擔保需履行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審議程序，審議通過后兩日內應披露擔保事項的基本情況。違反這一程序要求的，將面臨行政處罰乃至民事賠償責任。
上述程序性要求的核心邏輯在于：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建立在信息對稱的基礎之上。當一家上市公司為控股股東提供高達數十億的隱性擔保時，其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的認知偏差，已遠非“信息披露不及時”四個字所能概括——這是一場對市場信任的嚴重侵蝕，是對投資者知情權的最徹底剝奪。
（三）董事勤勉義務與連帶責任：誰該為“失控”負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了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而在違規擔保的鏈條中，往往存在“失守”的董事和忽略風險的高管。實踐中，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監管措施已明確：上市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董事會秘書若未盡到勤勉盡責義務，不僅面臨紀律處分，在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情形下，還將對公司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相關公司治理制度也明確要求公司全體董事應當審慎對待和嚴格控制對外擔保產生的債務風險，并對違規或失當的對外擔保產生的損失依法承擔連帶責任。這就意味著，公司違規為控股股東提供擔保所造成的損失，相關董事需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外，2026年新修訂的公司法司法解釋四以更嚴厲的姿態回應了“董監高”的責任問題。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了橫向人格否認制度，即在股東利用其控制的多個公司實施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時，各關聯公司之間應承擔連帶責任。這一規定無疑將“違規擔保”與“法人人格否認”的鏈條拉得更近、繃得更緊。
二、控股股東的“暗箱操作”：控制權濫用與公司的工具化
（一）“一套人馬、多套牌子”：當上市公司淪為控股股東的提款機
公司在法律上擁有獨立的法人人格，即獨立意思、獨立財產、獨立責任三要素。然而，在實際運作中，控股股東往往通過人事任免、資金調度、業務往來等多種手段，將上市公司的意志架空，使其成為自我牟利的工具。
根據《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11條的規定，“過度支配與控制”主要是指公司控制股東對公司過度支配與控制，操縱公司的決策過程，使公司完全喪失獨立性，淪為控制股東的工具或軀殼，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法院在認定“過度支配與控制”時，通常審查以下幾個核心要素：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有支配權；公司與股東或其關聯方之間存在利益輸送，公司核心經營要素轉移；股東操縱公司決策、導致公司喪失意志獨立性；導致公司債權人利益受損。這四種情形的交織出現，構成上市公司淪為控股股東“錢袋子”的完整圖景。
（二）關聯交易的實質穿透：擔保與資金挪用的合流
在剛泰控股案中，約19億元違規擔保債務，其資金流向并非用于上市公司自身的生產經營，而是被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挪用。這正是違規擔保的實質危害所在——它并非上市公司對外經營的附隨性負債，而是將上市公司的信用資源異化為控股股東的“私有財產”。
新公司法背景下，這一問題的法律規制有了質的飛躍。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確認了橫向人格否認制度，即股東利用其控制的兩個以上公司實施濫用法人獨立地位行為的，各公司應當對任一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意味著，債權人不僅可以向上市公司追索，還可以穿透至控股股東控制的其他關聯公司，實現真正的“一網打盡”。
（三）失信被執行人之后：實際控制人的“金蟬脫殼”術
剛泰控股的實際控制人徐建剛，自2021年起被多地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其不僅拖欠銀行、信托的巨額債務，還因違規擔保給上市公司留下了沉重的累贅。更令人警惕的是，當實際控制人成為失信被執行人后，其完全喪失了通過正規融資渠道向公司輸血的能力，反而通過抽逃資金、轉移資產等手段加劇上市公司危機。
對于債權人而言，此時“穿透公司面紗”追索股東的路徑，往往面臨執行與裁判的雙重困境。一方面，公司法人人格否認訴訟的證明標準較高，債權人需要提供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混同、過度支配與控制等情形的證據，這對于信息不對稱的債權人而言是巨大的挑戰。另一方面，即便勝訴，執行對象（即實際控制人）往往無可供執行財產。這就是為什么剛泰控股雖然訴請追償19億違規擔保債務的訴訟已經開庭，但市場普遍對最終執行效果持悲觀預期的深層原因。
三、“鐵索連舟”：違約責任的橫截面掃描
（一）裁判文書網里的違規擔保糾紛統計與趨勢
“鐵索連舟”是公司控制權與債務深度捆綁的生動隱喻。在剛泰控股的案例中，其債務結構堪稱“死亡之握”：發行于2016年的“16剛泰02”公司債券10億元、2017年“17剛股01”公司債券5億元均已到期違約；此外，多起金融機構發起的巨額訴訟如定時炸彈般懸于頭頂，涉及爭議金額動輒數億元。
近年來，司法實踐中對違規擔保糾紛的裁判尺度持續收緊。一方面，上市公司僅以“未經董事會決議、信息披露缺失”為由對抗債權人的路徑逐漸收窄——如果債權人有理由相信決議已作出且未收到事先通知，擔保仍可能被認定為有效，上市公司仍需承擔擔保責任；另一方面，違規擔保引發的連環訴訟已不再是零星的個例，而是演變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誘因。
（二）多行業交叉擔保的網絡化風險
風險如瘟疫般蔓延。剛泰控股的違規擔保網絡并非孤立于單個行業，而是通過控制鏈條延伸至房地產、新材料、礦業等多個領域。這種跨行業、跨行業的交叉擔保，使上市公司的風險敞口呈幾何倍數放大。
新公司法的橫向人格否認條款正是針對這種“多家公司、同一操控”的變相逃廢債模式，提供了更底層的穿透性追索工具。實踐中，已有債權人在關聯公司之間存在資金隨意占用、處分，且一套人馬多套牌子的混同經營模式下，成功申請認定各個關聯公司對任一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然而，現實中以“關聯公司”或“子公司”獨立意志為擋箭牌拒絕承擔債務的現象仍遠未消失，大量的債權人在執行階段依然受困于“債務人無資產可執行”的絕境之中。
（三）債務化解的法律障礙：資產轉移、破產程序與監管約束的三重困境
在剛泰控股的重整之路上，存在三道看似無法逾越的法律高墻：
第一道墻是資產轉移的合法性認定。盡管子公司以4000萬元轉出兩家子公司股權的交易最終被隴南中院認定為合法有效，但在此過程中，大量核心資產已被司法查封凍結，其折舊和折損已在重整進程中造成了難以計數的損失。
第二道墻是破產程序的參與方博弈。此前，債權人甘肅金舜礦業曾申請對大冶公司進行破產重整，但因證據不足被甘肅高院駁回，最終由其撤回對子公司的破產重整申請。由于大股東遲遲未能就“拿出控制權換股減輕債務”的債權人重組方案達成一致，剛泰控股的整體重整方案仍處于實質停滯狀態。
第三道墻是老三板的監管困境。根據《兩網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辦法》，退市公司若持續不披露年報，將面臨被摘牌退出的致命風險，徹底阻斷其回流主板的最后可能性。多重危機在2026年6月這個關鍵節點疊加，使剛泰控股的前景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四、中小股東的權利困局與破局之道
（一）“被穿透的知情權”——信息披露違規對股東知情權的侵害
在資本市場的舞臺上，中小股東往往居于信息鏈的最末端。當上市公司為實際控制人違規提供巨額擔保卻不作任何信息披露時，無異于將中小股東置于“盲人摸象”的危險境地。然而，此類違規事件的傳染效應和對公司價值的沖擊，只有在年報發布或強制性信披公告時，中小股東才能“后知后覺”地感知到災難降臨。
剛泰控股所面臨的困境典型地印證了這種雙重風險的疊加：一方面，該公司未及時披露大量擔保事項，使中小股東長期蒙在鼓里；另一方面，其違規擔保的產生本身就是對股東利益的最大侵害。這種信息的嚴重不對稱，恰是股東最致命的困境所在。
（二）新公司法下知情權訴訟的突破與實踐
新公司法對股東知情權的擴張性保護可謂“及時雨”。根據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條的規定，股東不僅可以查閱會計賬簿，還可以要求查閱會計憑證這一底層財務文件。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中多次明確，股東知情權為平等保護的法定權利，無論持股比例高低，股東均依法享有該權利，公司不得以“持股比例低、不參與經營”為由拒絕。同時，公司以“不正當目的”抗辯的，需承擔充分的舉證責任，僅口頭主張泄露商業秘密，無客觀證據佐證的，抗辯不能成立。
2026年新公司法司法解釋四對知情權制度作出進一步優化，明確了股東可以委托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輔助查閱，并允許股東提前在投資協議中約定合理的知情權查詢范圍。更重要的是，在司法實踐中法院還明確了“穿透查閱”的原則，即股東不僅有權查看母公司文件，在必要情形下還可以直接穿透至全資子公司獲取相關的經營和財務信息。
對于中小股東而言，知情權訴訟不再是一塊“畫餅充饑”的權利擺設，而是一把真正能夠撬動矛盾核心的證據工具。當股東能夠通過查閱原始會計憑證鎖定關聯交易中的利益輸送行為時，其后續的股東代表訴訟才有了最可靠的基石。
（三）股東代表訴訟：化解公司內部監督失靈的重要救濟
如果說知情權是“前端防御”，那么股東代表訴訟則是“后端懲治”中最具殺傷力的維權手段。新公司法司法解釋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系統完善了股東代表訴訟的機制。股東代表訴訟的要義在于：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其他主體侵害公司利益，而公司怠于提起訴訟時，符合條件的股東可以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勝訴利益歸于公司。
然而，股東代表訴訟并非能夠“一觸即發”的速效藥。其前置程序要求股東先以書面形式請求監事會（不設監事會時為監事）或董事會（不設董事會時為執行董事）向法院起訴；在相關機構拒絕起訴或者自收到請求之日起30日內未提起訴訟的情況下，股東才能自行起訴。但這一前置程序并非絕對不可逾越——若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股東可以直接提起代表訴訟。
在剛泰控股案件中，約19億元的違規擔保債務因控股股東的直接濫用權力行為產生。如果大股東對公司提起的追償訴訟進展遲緩或者結果不利，中小股東完全具備通過股東代表訴訟另行追訴和撤換連帶擔保的條件。但前提是，中小股東必須先主動發力——發送書面請求收集證據、督促內部機構起訴，或者，在事態緊迫的情形下，直接跳開前置程序向法院起訴。這既是法律權利，更是法律責任的擔當。
五、債權人的多維突圍途徑：從債權人撤銷權到破產申請
（一）債權人撤銷權在債務化解中的價值與局限
債權人為維護自身權益，經常需要先通過撤銷權的行使來阻卻債務人轉移資產的行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條、第五百三十九條賦予了債權人撤銷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或以不合理價格轉讓財產，進而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處分行為的權利。
在剛泰控股的案件中，浙商銀行天水分行就曾主張大冶公司以4000萬元低價轉出兩家子公司股權的行為損害了債權，要求撤銷該交易。然而隴南中院以（2026）甘12民終375號終審判決駁回了浙商銀行的訴請。由此可見，在具體案件中，債權人撤銷權的行使面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法院需要綜合考量轉讓價格是否合理、債務人是否已喪失償債能力、轉讓的時間節點和債權人債權的形成時間等多個要素。
正因為撤銷權具有行權時點和證明標準的雙重限制，債權人不能僅僅依賴這一工具，而應將撤銷權、代位權、破產申請權等多種救濟手段組合運用，建立起系統化的“追償工具箱”。
（二）破產重整程序在債務化解中的戰略價值
與撤銷權這種“點狀攻擊”相比，破產重整制度則是一種“面狀治理”和“全盤改造”。破產重整的核心在于通過司法力量對企業的債務、資產、股權、經營進行系統性的重組，使處于死亡邊緣的企業獲得一線生機。
近年來，人民法院在破產重整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ST棒杰的重整案件中，引入產業投資人美年健康，以資本公積金轉增約6.5億股股票的方式，同時解決了債務清償和業務轉型兩大核心問題。在長沙某置業公司的案件中，審判法院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宣告破產裁定后，指導管理人設置“現金清償、以物抵債清償、等價消費券清償及債轉股清償”四種清償方式，普通債權清償率均在30%以上。而在安徽某紙業公司的破產重整案中，法院在出現原重整投資人違約的情形下，及時引入新的投資人，使重整方案得以高票通過，企業恢復生產經營。
然而，剛泰控股的重整進程卻陷入實質停滯：一方面是實際控制人不愿放棄控股權，導致引入戰略投資者的方案屢屢受挫；另一方面是年報持續缺失嚴重影響了投資人的盡調進程和市場信心。對于處于退市邊緣的上市公司而言，選擇重整還是清算，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時間窗口的博弈——一旦錯過6月30日前披露年報的最后期限，公司的老三板交易資格將被取消，重整概率將斷崖式下跌。
（三）穿透追責：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實戰運用
從解決債權人與債務人的矛盾看，法人人格否認是最具突破力的機制。這一制度的核心邏輯在于：當控股股東利用公司獨立人格逃避債務時，法律可以“刺破公司面紗”，讓控股股東為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確立了縱向人格否認的一般規則，第二款首次確認了橫向人格否認制度。目前，司法實踐中認定人格混同的核心標準是“公司是否具有獨立意思和獨立財產，最主要的表現是公司的財產與股東的財產是否混同且無法區分”。《九民紀要》第10條將人格混同的具體表現歸納為六種情形，包括股東無償使用公司資金或者財產，不作財務記載等。
需要注意的是，行使法人人格否認索賠時需同時滿足行為要件（股東濫權）、主觀要件（逃避債務的故意）、結果要件（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由于外部債權人往往難以獲取公司內部的財務信息，實踐中舉證成為法人人格否認追索最大的障礙。但這也并不意味著這一制度無法生效——關鍵在于債權人應將盡早發送律師函、申請訴前證據保全、請求法院調查令等取證手段前置，盡量在立案之初就鎖定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的混同線索。
六、退市公司重整實務：R剛泰1的教訓與啟示
（一）退市不等于終結：老三板的法律地位與重整邏輯
R剛泰1的最大遺憾在于，退市不等于破產，退市企業仍可借道“老三板”籌措重組的機會。然而，由于該公司始終未能解決年報披露的“釘子問題”，新業務轉型遲遲無法取得有效進展，導致市場信心徹底冰封。
根據相關規定，退市公司仍然享有法人主體權利，可以依法申請破產重整或債務重組。但退市公司有兩條致命劣勢：其一，老三板掛牌股的交投流動性極低，難以通過資本市場快速補充股本；其二，持續的信披違規及審計范圍無法獲得保留意見的難題，導致投資人無法對企業經營狀況做出準確判斷，從而加劇了融資困難。
（二）信披違規與重整破局的根本性矛盾
定期報告是退市公司啟動重整的“準入牌”。如果缺乏正常的年報審計，企業無法為重整計劃草案中的債權清償比例、資產估值、債務化解等核心要素提供法定的決策依據。這也是R剛泰1年報長期缺失——累計6份定期報告逾期，直接導致其重整陷入“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死循環的核心原因。
（三）資產管理與利益博弈：從債權人角度審視退市重整企業的抉擇
從投資人角度看，退市企業的重整意味著一個三敗俱傷的艱難選項：一方面，普通債權人在重整計劃草案中往往只能以現金加股票的方式獲得部分清償，如果重整失敗，最終走向破產清算，普通債權人的清償率可能更為慘淡；另一方面，債務人（原控股股東）如果在重整計劃中被迫讓渡控股權或清退管理層，也會導致其重掌企業的希望成為泡影。但如果真正從法律視角丈量成本和收益，對于大多數退市企業而言，重整計劃仍然是引導資產價值最大化、避免無序破產貶值的較優路徑。
七、律師視角的“事前防御”與“事后救濟”一體化方案
（一）事前預防：股權架構設計與章程特殊條款
如果說訴訟和重整是在“出事后”補救，那么優質的法律設計則是立危墻之下布設的安全圍欄。從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入手，可以從根源上防止控股股東“提款”。
第一，應在公司治理規章制度中明確控股股東與其他關聯方擔保必須經由董事會和股東大會雙重審批并詳細披露。該制度應當對抵押和出質期限作出嚴格的時間限定，確保擔保發生時已有足夠的財務分析就債務人的還款能力進行預判。
第二，應當在章程中嵌入“中小股東緊急制止權”，即賦予持有一定比例的中小股東在發現控股股東存在越權擔保時提請獨立董事直接發起臨時股東會決議的優先權。章程還可以約定特殊情況下代表訴訟的前置程序豁免規則。
第三，在企業并購和投資協議締結階段，中小股東應當盡力爭取知情權、保護性退出權、反稀釋條款等有利于自身權益保護的條款。這些看似細微的商業約定，實則能夠在股權爭奪戰中發揮出其不意的防御作用。
（二）事中預警：盡職調查與反擔保機制的合規閉環
在企業日常經營中，法務團隊與聘請的外部法律顧問應持續監督公司與關聯方發生的重大交易活動。對擔保決策的全過程進行復核，并在擔保發生時同步完成反擔保登記或抵押/質押物的財產查冊。持有反擔保措施的目的是確保在發生債務人違約時能夠及時行使抵押權、質權，不會因為順位落后而陷入無法執行的風險。
對于獨立董事而言，持續關注并評估公司對外擔保的規模、信用風險等級和對經營現金流產生的影響程度，是其履行勤勉義務的應有之義。如果在擔保事前評估中未能發現潛在的風險點，或者事后不能及時糾偏，獨立董事也將面臨行政處罰乃至民事追償的風險。
（三）事后救濟：危機發生后的法律應急響應方案
當違規擔保的“地雷”已經引爆時，企業和中小股東應當迅速啟動法律應急響應機制，其核心步驟應當包括：
第一步，立即聘請有資本市場破產重組及控制權糾紛經驗的律師團隊進入公司，全面梳理擔保合同檔案、核查董事會及股東大會的決議瑕疵、鎖定資金去向等關鍵證據。
第二步，在法律事實完成初步梳理后，以公司名義向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訴前資產保全，對涉案的關聯方資產申請查封，最大化降低資產被實際控制人轉移的風險。
第三步，啟動同步性刑事報案程序。對于涉及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的違規擔保、挪用資金和職務侵占行為，應當向公安機關申請立案調查。刑事調查不僅是追索損失的有效路徑，更能給公司爭取債務展期和重整準備的時間窗口。
第四步，如果公司董事會或監事會怠于履行或者拒絕起訴違規的關聯方或經營者，中小股東應當積極行使股東代表訴訟權，向負有連帶責任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關聯擔保中的惡意相對人要求民事賠償。
結語：法治底線的回歸與資本市場的自我凈化
剛泰控股的悲劇，是上市公司“泥足深陷”和中小投資者無路可逃的真實寫照。從一次次違規擔保到信披危機，從債務崩塌到退市重整，每一個環節幾乎都在呼喚更嚴厲的法治監管和更高效的市場自律。
然而，我們仍能從這一案例中找到向陽的維權利器。新公司法對知情權和股東代表訴訟的擴張保護，為中小股東遞上了破解控股股東信息壟斷的鑰匙；重整計劃的不斷優化與司法實踐為瀕危企業注入了“換血”的可能；而穿透法人面紗的多層人格否認制度，則在敦促大股東重歸對上市公司及全體投資者的敬畏。
對于剛泰控股而言，2026年的6月是決定性窗口期：若無法在6月30日前解決年報披露問題并推進重整，公司將大概率轉入破產清算。而對所有站在危機線邊緣和已經站在危機線里的上市公司股東及債權人而言，每一點權利的堅守、每一次對信息不對稱的有力回擊、每一分在早期風控中付出的審慎，都可能成為逆境中撬動天平的那根杠桿。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當法律的設計真正回應資本市場的疾呼，當司法實踐中的人人相護與現代公司商法的精細治理合二為一，資本市場的“剛泰們”或許才能避免走入那扇再也無法回頭的破產清算之門，而中小股東也才能真正從信息孤島的牢籠中被解放出來。
//本文作者
陳超明
■ 盈科華南區金融證券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盈科深圳資本市場法律事務中心主任
■ 執業領域：股權領域（設計、激勵、基金、融資、并購）、境內外IPO相關法律事務；股權領域疑難民商事訴訟、不良資產領域疑難訴訟及執行法律事務
郭萌萌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師事務所 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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